编者按：在当今儿童青少年近距离长时间用眼、户外活动不足的时代背景下，近视问题正逐渐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健康议题，电子产品的广泛普及和过度使用等，为儿童青少年近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鉴于近视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社会治理体系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Bright China 2024明眸中国近视防控大会上，《国际眼科时讯》特邀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陶芳标教授，就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国际眼科时讯》：请您简要介绍下，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和主要特点。

陶芳标教授：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发生、发展的现状可以从三个方面概括：

第一，高发。我国近视发病率居高不下，特别是在高中生群体中，患病率高达80%~85%，初中生也达到了70%~75%。如此高的患病率在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下，占据了极为可观的比重。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近视患者群体也呈现出较高的比例。

第二，低龄化。我国近视发病人群正呈现出低龄化趋势。在最近十年里，近视高发年龄从十二、三岁下降至十岁，再逐渐下降到八九岁，这一持续降低的趋势凸显了近视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反映出儿童青少年面临的环境和行为（因素）的压力日益增大，导致近视发病年龄提前。

第三，重度化。近视正逐渐呈现出重度化趋势。我国高中学生群体中，高度近视占比已超过10%，导致病理性近视和各种致盲性眼病风险增高。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这些问题将是我国视力损害和致盲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际眼科时讯》：您认为构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社会治理体系有何重要性？

陶芳标教授：如今，我国针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采取了综合性措施，全社会联动，学校、家庭、社区、学生共同参与。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近视问题的复杂性。这一问题受到行为、生活方式以及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户外活动不足、缺乏体育锻炼、夜间长时间暴露于灯光下以及睡眠不足等因素，都是导致近视问题加剧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我们还需关注更深层次的社会推手因素。过度注重学业成绩的社会评价体系，导致学生长时间处于室内环境，埋头于书本和作业之中，这无疑增加了近视的风险。与此同时，科技发展虽然带来了便利，但也带来了负面影响。现代照明工具中全光谱照明的缺失、智能手机等设备的普及，特别是网络游戏对儿童产生的巨大吸引力，都成为了加剧近视问题的推手。在当前的近视防控工作中，虽然二级预防（即早期筛查、早期干预和早期矫正）得到了重视，但在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环境以及促进护眼、爱眼行为习惯养成等预防性措施上的投入相对较少。特别是以“户外活动、亲近阳光”为核心的近视防控行动推进起来困难重重。

为加强近视防控工作的社会治理，必须强化协同治理：政府部门发挥领导作用，制定政策，实施考核评议；专业机构提供监测和技术监督，开发适宜技术和健康教育材料；学校作为主体，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健康教育提高学生防近健康素养；家庭和社区也应广泛参与，形成良好的支持性环境，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格局形成。将近视防控融入各项政策之中，是社会治理的核心和根本。这一过程中，不同部门、不同个体在近视防控中所承担的责任和主观能动性至关重要。只有形成合力，将各自的责任转变为共同担当，才能避免责任分摊和推诿的情况发生。此外，还应积极发挥社会治理中社会公益性组织的作用。加强专业治理，出台更多规范标准和管理机制，加强培训和监督。为了确保服务机构，特别是第三方服务机构，在有标准规程的情况下提供高质量的数据和规范化干预措施，需要建立统一的服务体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在试点的基础上，组织从市级到省级再到国家级的信息系统和环境风险因素监测平台，全面反映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为政策制定和各方面工作提供有力指导。

《国际眼科时讯》：在构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社会治理体系过程中，应当如何分配社会各界的任务目标，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

陶芳标教授：我们要深入贯彻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儿童青少年近视的指示批示精神，全社会齐心协力，共同守护儿童青少年的明亮双眸，为他们构筑一个光明的未来。这一事业要求政府承担起主体责任，包括组织领导与协调的重任。在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各相关部门（教育部门、卫生健康部门、体育部门、宣传文化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共青团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紧密团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充分发挥各部门优势，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如教育部门积极履行政策制定和教育教学改革的职责，推动形成多元化的学习评价体系，将体育教育、艺术教育与传统教育相融合；卫生健康部门与教育部门紧密合作，发挥专业技术的指导作用，制定相关标准，加强对服务机构的能力建设和标准化工作，还应加强技术监督，及时发现并解决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密切关注各地区的新特点和新情况，如城乡差异缩小、性别差异趋同等，并将这些情况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布，以便各部门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推动社会治理的深入发展。

《国际眼科时讯》：在推进近视防控社会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可能面临哪些挑战？为更好的应对这些挑战，您有哪些建议？

陶芳标教授：在推进近视防控社会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面临的挑战颇为严峻：

首要任务便是转变全社会对近视防控的认知。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着“重矫正、轻预防”的观念。需要积极推动技术进步，加强社会预防工作，并调整教育观念，不应过分强调学习成绩而忽视防控措施；而有效的防控措施，如体育锻炼、眼保健操、户外活动等，应被纳入教育教学中，使其得到应有的重视。

其次，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如果各部门各自为政，缺乏协调和支持，或者各自未能承担起主体责任，必然会导致责任推诿，影响近视防控工作的效果。

再者，完善现有的近视防控体系，坚持三级预防策略。其中，行为和风险因素的预防应作为一级预防措施，从源头上减少近视的发生。同时，加强早筛查、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确保能及时发现与干预存在潜在近视风险的学生。

此外，依法依规加强近视防控工作，根据不同阶段和类别的近视情况，制定分级分类的管理策略。与临床眼科和视光学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紧密合作，共同控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最后，向全社会宣传正确的近视防控理念。单纯的筛查和矫治，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近视的进展，但并不能降低近视的存量，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近视增量问题，不能走“只治不防，越治越忙”的老路。

为此，近视防控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形成共同治理的局面，确保全国一盘棋。加强顶层设计，政府应充分利用专家学者的智慧，结合我国国情、经济、文化和社会力量，共同制定和执行有效的近视防控策略。积极寻找并推广近视防控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例如，一些地区和学校将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无体育不教育”的口号，并确保了每天一节体育课的实施。利用各自的地理和文化优势，将体育活动融入到学生的近视防控、肥胖控制、心理健康促进、脊柱弯曲异常预防等多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另外，要积极响应2018年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个部门联合发布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将近视防控融入到各部门的政策和任务工作中，将近视防控纳入社会治理体系，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目标，找到一条中国儿童青少年防控近视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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